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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罗默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中国的启示
来源: 日期:2018-10-10 阅读

(转自今日头条,作者梁建章 黄文政)


2018年10月8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耶鲁大学终身教授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和斯坦福大学、纽约大学教授保罗·罗默(Paul M. Romer),以表彰他们在创新、气候和经济增长等方面研究的杰出成就。保罗·罗默的主要贡献是“内生增长理论”(The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该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受内生而非外生因素的驱动;对人力资本、创新和知识的投资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

罗默的模型可以简单通俗地表述如下:部分人从事科学研究和创新,并把成果有偿转让给企业,企业将其商业化后获取利润。创新和人口数量成正比,因为人口越多,研发成果能惠及的消费者更多,创新的利润动力就越大;从事创新的人就越多,经济增长就越快。有关人口和创新的关系可以参考我们的新书《人口创新力》。

在此之前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把储蓄率和技术进步当成外生变量,也就是说这些理论本身并不解释这些变量,而是假设这些变量外在给定的条件下来研究经济增长。在更早之前的1798年,针对人口与资源、生产能力之间的关系,英国人马尔萨斯认为,由于食物供应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战争、瘟疫、饥荒将伴随人类。马尔萨斯理论的典型特征,就是假定资源和技术水平是恒定的,从而得出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相对立的结论。在罗默的模型中,人口成了经济增长的优势,这个结论与马尔萨斯理论正好相反。

在1970年代,发展中国家人口快速增长。在此背景下,人口过剩思潮在西方社会兴起,而能源危机对该思潮的传播更是推波助澜。但是到1990年代末期,有关人口过剩的各种悲观的预测全部落空,以及生育率在全球不断下降,人口控制思潮在中国以外的社会舆论上全面没落。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加深了人们对技术创新,人口与经济发展的认识,罗默成为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两个获得者之一,正是国际学术界对其在内生经济理论的卓越贡献的正式认可。

虽然罗默提出的内生增长模型迄今已经有三十年,该理论对当下中国依然有如下几点启示:

保障科学家和企业家的激励机制

从创新到经济效益的转换过程中,必须保障科学家和企业家在知识和资本方面的产权,使得他们有创新和创业的利润动机。内生增长模型中有几个假设条件,其中之一是知识可以产权化,从而可以使足够的人从事科研创新。还有,科学家研发出来的科技成果要转化生产力,离不开企业家的努力。所以模型的关键前提之一,是企业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

创新的规模优势

罗默模型很好的捕捉了创新的人口规模效应。规模效应在经济生活中到处可见。造第一辆汽车与造第一百万辆汽车相比,肯定是后者的成本要低得多。在典型的服务行业中,在一个大城市中提供诸如银行、邮政、电信等服务的单位成本,也远比在一个小村庄提供类似服务的单位成本要低得多。市场规模越大,不仅生产和服务成本会越低,而且创新研发的成本也越低,比如研发成本分摊到每一辆车的份额就越低。

由此,罗默模型很好地解释了中国过去几十年经济起飞的原因,尤其是特别有利的人口因素。改革开放之前,中国虽然人口多,但是缺乏企业家的创新激励,人口反而成了负担,但是一旦罗默模型中的市场经济的条件形成后,中国经济的人口规模优势就爆发出来了。

以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起点,中国一旦打开了面向世界的大门,其巨大的市场就迅速吸引了大批外国投资。同时,大量高学历的劳动力能够迅速吸收先进技术,提高生产率。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大批中国企业家创立了成功的本土企业,现在已经有能力,不仅在国内市场而且在国际市场上与跨国企业展开竞争。

人口规模优势在信息技术、互联网、人工智能以及文化创意等新兴领域更加突显,因为这些行业的研发投入巨大, 边际成本却很低。人口大国往往能够利用其市场规模进行巨额投入,率先产业化,然后复制到其他国家。而且,大国的庞大人才资源,也更能聚集产生出产业和科技创新的集群。例如,华为已经成为优秀的跨国公司;深圳则成为全球高科技的制造业集聚地。

过去,发达国家中人口最多的美国就是依靠这类优势,产生了大量的跨国公司。中国现在人口虽然还是世界第一,但是比起能够吸引全球人才的美国并不占多大的优势,而且中国现在的生育率非常低,只有1.3左右,如此之低的生育率意味着每代人就要减少40%,人口形势非常严峻。 所以中国必须尽快推出鼓励生育的政策,才能保持这种优势。

开放全球交流

本文作者梁建章在宏观经济学课上讲述罗默模型时,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模型中的人口变量,究竟是指一个国家的人口还是指全球人口。这个问题上,模型是故意含糊的。对于某些商品或者是对于一个封闭的国家,这个人口是一个国家的人口。但是对于很多全球性商品,这个人口可以被认为是全球的人口。

中国人口规模再大,也不可忽视利用全球的市场规模和人才规模。毕竟一个国家的市场规模再大,也不可能大过全球市场。所以中国必须开放全球交流。具体来说,就是要开放全球商品交流、资金交流、信息交流和人员交流。

商品交流:这是指传统意义上的贸易,包括物品贸易和服务贸易。在现代经济中,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已经非常重要。国际贸易促使国家之间进行分工和专业化,这种分工和专业化提高了各国的生产效率。一个国家应该生产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人口密度高的国家可以通过贸易,从他国取得资源,然后利用人力资源的优势发展科技密集型产品。

资金交流:类似于自由贸易,资金的跨国流动有利于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因而可以促进各国的创新活动。

信息交流:对于创新来说,信息交流比资金交流更为重要,因为很多创新的想法都在是信息交流中酝酿和激发出来的,很多创新的交流是全球性的,所以中国很有必要保障其与国际信息平台,尤其是与全球主流网络的连接畅通。

人员交流:即使身处互联网时代,面对面的深度沟通依然不可或缺。中国和其他创新强国的人员交流有利于促进各自的创新和经济发展。

罗默模型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在明朝以后已经落后于西方国家。明清统治者推行“海禁”和“闭关锁国”政策,阻碍了中外联系,影响了中国吸收先进的科学技术,致使中国与世界隔绝,使得模型中的人口规模变量大打折扣。相比之下,西方国家汲取了火药和罗盘等古代中国的发明,并利用它们创造出更加先进的武器装备和航海技术。这些发明帮助他们征服了新大陆,并将其经济贸易扩展到了非洲、中东和印度,获取了比中国更为广大的市场。这就是工业和科技革命发生在欧洲而不是中国的主要原因。

对中国来说,关键还是加大开放力度,除了继续消除贸易壁垒之外,还应进一步开放资金、信息和人员的交流,和世界尤其是创新大国保持科技和信息交流的畅通,进而提高自身的创造力。这不仅能够加速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也能为整个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

总结一下,这次新晋诺奖的得主罗默的经济学模型为中国今后的经济政策提出了特别关键的三条:

1) 保障企业家和科学家的激励机制

2) 提高生育率以保持人口优势

3) 进一步开放信息和人员的国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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